壯士長歌入漢關――張宗剛其人其文印象

　　青年批評家張宗剛 

　　壯士長歌入漢關 

　　――張宗剛其人其文印象 

　　陸建華 

　　張宗剛從名不見經傳的普通文學青年，到成長為如今評論界和讀者越來越熟悉的評論家，其間約有十年。在這十年里，我不僅目睹他事業(yè)上一步一個腳印地不斷前進，也與他從素昧平生到相識相熟，成為經常聯系的好朋友。宗剛是個不喜歡打電話的人，因為生活中的宗剛口才欠佳，常常言不及義，不像他夫人那般伶牙利齒應答如流（據說宗剛極怕跟夫人吵架，據說宗剛只有上了講臺才會口若懸河），但自從我退休后，宗剛竟能記掛著每每主動打電話問候我。我們的聯系由是變得頻繁。拿起電話，一聽見彼此熟悉的聲音，無需通名報姓，立刻開門見山交談起來。我們談生活，也談文學，但談不幾句，電話那頭的宗剛往往會因聽不懂我一口頑固的揚州話而打斷我：“什么？你說慢一點……再慢一點……”因為都忙于事業(yè)，珍惜時間，我與宗剛雖志趣相投，在這十年中的見面次數，加起來也不過七八次。以致去年一本評論雜志把他作為封面人物隆重推出時，有那么一剎那，我竟愣住了：這是誰??？這么似曾相識，卻又叫不出名字？一查目錄，是宗剛。 

　　比起這次對著照片發(fā)愣，第一次見到張宗剛文章時的感覺更有意思。1997年5月，汪曾祺先生猝然辭世，同年10月我的《汪曾祺傳》由江蘇文藝出版社推出，一時間關于《汪曾祺傳》的書訊、書摘、書評甚多。在眾多評介文章中，一篇刊于《文匯讀書周報》的題為《高山流水　雅聲長存》、署名“南京 張宗剛”的文章引起了我的特別注意。此文不長，但筆法練達，用詞典雅，評價中肯，其文字火候很有些爐火純青的味道。我當時的工作與文藝界聯系密切，江蘇省和南京市的知名作家、評論家及大多數文藝工作者基本都熟悉，“張宗剛”的名字卻是第一次聽到。從文章風格和水平推斷，我猜想作者應是中老年人，否則，不大可能有如此厚實的文字功力。我便打電話到南京大學、南京師范大學等幾所在寧高校中文系查詢，均說不知此人。一時查不出，只好作罷。想不到某一天，張宗剛突然來到我的辦公室。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憨厚質樸而又英姿勃勃的少校軍官，二十多歲的年紀，愣頭愣腦的樣子，一張娃娃臉，仿佛剛剛從戰(zhàn)場歸來，渾身發(fā)散著職業(yè)軍人特有的氣質。這與我想象中戴著深度近視眼鏡、或許還滿口之乎者也、至少年過半百的迂夫子的形象簡直判若云泥，真是大感意外。一番交談，才知道他是山東人，碩士畢業(yè)后便分配到地處南京的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執(zhí)教，在那所不乏神秘的軍中名校，宗剛這兩年干得很順心。 

　　從那以后，我對張宗剛的文章開始留意。對宗剛的人與文，我總的感覺有三點。一是他十分勤奮，視寫作為生命。這十年間，他寫下百余萬字的評論文章，繽紛開花般散見于國內諸多報刊。宗剛的文字剛柔相濟，決不面目單一：忽而是天風海雨，千軍辟易，忽而又錦瑟銀箏，群鶯亂飛。宗剛行文短則千字，長逾萬言，既能迎風一刀斬瞬間制敵，也能大戰(zhàn)三百合愈斗愈勇，文氣的浩蕩綿密，尤其令人稱道。很難想象一位虎背熊腰的北方大漢，竟是如此腹藏錦繡。宗剛平時沒有任何個人嗜好，煙、酒、撲克、麻將樣樣不沾，更兼身體強壯，精力過人，常常夙興夜寐，晨夕發(fā)憤，把別人瀟灑的時間都用于事業(yè)追求，仿佛有著使不完的力氣，寫不盡的選題。宗剛的文章長也好，短也罷，無不出手迅疾，文彩斐然，激濁揚清，犁庭掃穴，簡直有萬夫不擋之勇。宗剛這樣的年輕人，若放在八十年代，或許早就一飛沖天了，但置身日漸山頭化、圈子化、碼頭化的當今評論界，像他這種誰的船都不上、誰的臉也不貼的獨行俠，必然注定是落寞的。好在宗剛渾不以此為意，他永遠是在仗劍獨行，步步為營，單打獨斗，樂此不倦。 

　　二是宗剛有著不一般的文學功底。宗剛博覽群書，腹笥豐盈，精通詩詞歌賦，熟習文史典籍，傳統文化根柢尤為出眾，這些都能于不經意間在他文章中流露出來。宗剛的行文古今貫通，中西融鑄，自成一種新氣象，特別是筆風颯爽，直指人心，具有淪肌浹髓般的美感。但凡讀過宗剛文章的人都能印象深刻，他的文章哪怕隱去姓名，你只需讀上三行，即能看出是他的手筆。我覺得，一個好的批評者，應該是有才有學有識，三者缺一不可，宗剛顯然是三者得兼的，且才、學、識搭配均勻。 

　　三是宗剛看準目標，心馳神往，目不邪視，追求執(zhí)著。他本身已有很好的做學問的基礎，從一開始就有意識地致力于現當代文學研究和作家作品解讀，多年來這個目標始終不改。在已取得顯著成績的情況下，為了進一步提高自己，宗剛又以頑強毅力考入南京大學中文系讀博。三年學成后，宗剛的文章明顯又躍上一個新臺階。這兩年，宗剛獨辟蹊徑的散文研究已經引起廣泛矚目。宗剛近期反響較大的一系列批評文章如《散文的流弊》《散文中的腐敗與鬼魅》《當代散文與偽平民心態(tài)》等，給人的感覺就像一位聲雄力猛的壯士，在萬馬千軍中縱橫驅馳，斬將奪旗，如入無人之境。宗剛那些英華馥郁氣勢如虹的評論，比之當下不少春風得意的“研討會動物”的應景文章，或是某類以炮制“職稱文章”、“課題文章”為能事的學院派寵兒的功利文字，可謂高下立判。 

　　宗剛為人為文，都體現出剛柔并濟的特色。生活中的宗剛重然諾，講義氣，忠信可托，有著文人的豪放和軍人的嚴謹。別人求他的事，他多半都答應，一旦答應了必努力去做，決不食言，彰顯山東漢子本色。但他與大多數山東人似又不太一樣，那就是秉性淡泊，不喜扎堆湊群，見人也僅僅客氣地打個招呼，極少寒暄，更不跟你勾肩搭背親密無間。宗剛受人相助，也只是淡淡地道聲謝，并不怎么感恩戴德的樣子，但你若有急，他卻常常會第一個出現，頗有古仁人義士之風。有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宗剛平時走得最近來往最多的，幾乎都是那些退了休的、無權無勢的老先生——也即世俗眼中的“靠邊站”一族或曰“沒用”一族。像我和他的交往真正變得密切，即是在我退休之后。一位圈內老友在談及宗剛時曾感慨地說：當你紅火時、得意時、眾星捧月時，宗剛離你很遠；當你冷清時、失意時、不再居于中心時，你才發(fā)現宗剛離你很近。的確，在世風澆漓人心不古的當下，宗剛這樣的后生并不多見。 

　　宗剛外冷內熱，感情豐富。今年六月下旬的某天，我與宗剛通話，聊了一會他忽然說，今天是我導師忌日。原來14年前，他的碩士導師徐文斗先生即在這天病逝，年僅61歲。從宗剛那里我知道了他導師的情況。宗剛說徐先生正直，恬淡，隨和，一生毫不利己，專門為人，道德文章名滿齊魯，在人格方面堪稱偉大。當年在孔子故里求學時，宗剛他們一幫師兄弟動輒浩浩蕩蕩地跑到先生家里大快朵頤，先生和師母總是把最好吃的拿出來招呼大家。什么時候嘴巴饞了，什么時候大家就不請自去地涌到先生家暴飲暴食，簡直把兩袖清風的先生當成了“大戶”。后來宗剛他們才知道，很多好吃的，先生連自己的寶貝女兒苗蓁師妹都不許吃，全留給沒心沒肺的弟子們打牙祭了。這幫蹭飯的弟子其實大多都不在先生名下，但先生毫不見外。先生學問既佳，為人又實在太好，常有學生慕名跑到先生家求教求助。生性好靜的先生，不管對誰都推心置腹竭誠相待，從無半點厭煩之態(tài)，臉上始終掛著基督般的笑容?！趧傊两裼∠笞钌畹木褪窍壬男θ?，像基督。宗剛說先生與師母是當年弟子們眼中的神仙眷屬。先生沉靜，內向，話少，師母開朗，奔放，話多；先生高大英俊，風度翩翩，師母體態(tài)修長，美風儀，善烹飪。孰料好景難駐，天人殊途，美麗的師母一時無法接受這殘酷的事實，數日間竟青絲半轉，白發(fā)勝雪！……宗剛說他很懷念當年跟先生和師母相處的日子，那是一段刻骨銘心的歲月，一段永遠無法替代的幸福時光。 

　　宗剛進入南大讀博后，我的老友董健、學弟丁帆都在那里，我便囑咐宗剛跟幾位老師要多聯系，多交流。宗剛說老師們的課我都選了呢，每次都認真到堂聽講。但他與老師之間平時的往來顯然極少。記得有次他主動說起要去看望董健老師，我高興地說你早就該去了。過了一段時間我問宗剛去了嗎？他說還沒有。我說你上次不是急著要去嗎？他說董老師已經成為終身教授了，暫時就先不用去看他老人家了，以后再去不遲。原來宗剛當初急著去，是因聽說董老師馬上要辦退休手續(xù)，但很快又知道校方鑒于董老師的學術成就和影響力不許他退休。——不世故，真性情，反常合道，正是宗剛的本色。面對宗剛，我常常想起那句話：小人之交，甘之如飴，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接觸得多了，便發(fā)現宗剛的性格，是豪放里帶點內向，堅定里有些隨意，成熟里不乏幼稚，穩(wěn)健中又多魯莽。宗剛家境不錯，從小活得自在，天生就不是個操心的人，結果成家后常常丟三拉四，頻頻忘事，給生活帶來諸多困擾和不便。后經夫人指點，他便把每天要做的事巨細無遺記在紙條上，不時檢看，這樣果然變得不易忘事，但也因此養(yǎng)成依賴紙條的習慣。宗剛只要出門，身上必定帶一張紙條以備查看。我清楚地記得有次邀他到寒舍一敘，他很客氣地提了些禮品過來。一番盡興交談，臨近告辭時，宗剛卻因找不到隨身的紙條而茫然失措，汗都急出來了。我問他怎么回事，他說紙條上記著一件重要的事，和禮貌有關，必須找出來看看。我勸他不要急，慢慢找，后來紙條找到了，宗剛如釋重負。我一看，原來那紙條上寫的是：別忘了給陸老師帶禮品。 

　　宗剛小處糊涂而大處清醒。比如，跟宗剛談及地理位置時，一定要跟他說前后左右，而不能說南北東西，因為宗剛自小到大，始終分不清南北東西這四個基本方位；然而宗剛從不迷路，倒是一些方向感很強的人常常會迷路。比如，宗剛幾乎聽不懂我的揚州口音，但每次通電話，都能憑感覺從我的語氣中把意思理解得準確無誤。再如，宗剛稟性爛漫，了無機心，對人不加提防，然而識人極準，尤其對那些口是心非、巧言令色、看人下菜碟的奸猾之徒洞若觀火，顯示出大智若愚的一面。 

　　近期，宗剛以團級軍官的身份從部隊轉業(yè)。從軍十余載，宗剛立過功，受過獎，多次被評為十佳青年、先進工作者等，再兼文武雙全，軍事素質優(yōu)秀，轉業(yè)前早已被確定為聯合國軍事觀察員的理想人選。倘若仍在軍中服役，以宗剛的勢頭，40歲即可升為師級干部，50歲即能享受軍級待遇。但宗剛還是放棄了種種誘惑而毅然轉業(yè)。落實工作時，無意于仕途的宗剛再次拒絕了到省內某廳做處長人選的誘惑，最終，他被“211”名校南京理工大學人文學院作為人才以百萬身價鄭重引進。在寸土寸金的南京東郊小區(qū)鐘山花園城，校方給了宗剛一套140平米的高層新居，他6歲的兒子也安排進一所名牌小學就讀。宗剛的轉業(yè)可謂功德圓滿，一時在圈內傳為美談，關注他的師友無不高興欣慰。對此，有人說宗剛是福將，運氣實在太好；更多一致的看法則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以宗剛的實力，以宗剛的水平，以宗剛的人品，完全當得起此種待遇。吉人自有天相。像宗剛這樣老實苦干、從不投機取巧的正派人，上蒼是決不會虧待他的。 

　　轉眼間，宗剛已在新單位工作半年余，前不久剛剛遷入裝修好的新居。南理工這所曾由開國元勛陳賡大將擔任院長的知名高校，北依紫金山，西臨明城墻，校園占地數千畝，堂廡闊大，花木蔥蘢，曲塘瀲滟，荷葉亭亭，置身其間，如同進入天然大氧吧，只覺空翠欲滴，令人煩躁盡洗。尤其校園與鐘靈毓秀的中山陵風景區(qū)渾然一體，綽具臥虎藏龍的王者氣象，真是修身治學的好去處?！伴L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來到這所歷史輝煌的學府安家、工作，相信宗剛必定會更加下筆如有神了。 

　　我的眼前常常浮現出這樣的圖景：宗剛在他的新居里坐擁書城，運筆如飛，如同一位將軍在指揮著方塊字的千軍萬馬；窗外則是青山嫵媚，金風浩蕩。我為擁有宗剛這樣的朋友由衷地感到自豪。人生百年，擊水三千。謹以此語，與宗剛共勉。 

　?。ㄗ髡呦低粼餮芯繒L，評論家、作家，原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原江蘇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原載《南方文壇》 

　　江山放眼細論文 

　　——張宗剛文學批評述略 

　　曉華 

　　接觸到張宗剛的文字是從他的文學鑒賞開始的。 

　　現在已經很少有人去寫作品鑒賞了，是不是因為它們不是學術論文，看不出學問？其實，中國古典文學批評非常注重鑒賞，許多重要的文學評論著作都是鑒賞，或者以鑒賞作為所論的基礎，比如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老一輩的文學研究工作者特別是古典文學工作者對文學鑒賞都很重視，并且投入大量的精力，如余冠英、蕭滌非、付庚生、程千帆、霍松林，以及徐中玉、袁行霈、葉嘉瑩等。相比較而言，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鑒賞雖然比不上古典文學領域，但也有不少專家在這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比如錢谷融、孫玉石、王富仁等。我覺得多做鑒賞意義是有幾方面的，對大眾來說，這是一項文學普及，鑒賞對于他們，是推薦，將好的作品從千千萬萬的作品中遴選出來，再推薦給讀者。第二是闡釋。專業(yè)文學研究工作者比一般的讀者掌握更多的資源，如一部作品的寫作背景、作家與作品的關系、作品的縱向聯系與橫向影響，以及作家作品所涉及的相關知識等等，作品一旦寫成，即交給讀者，但讀者不去閱讀，不去鑒賞，從接受學的角度說作品還沒有最后實現。對作品進行遴選、闡釋和推薦，并借此傳播文學知識，提高民眾文學鑒賞水平是國民教育之審美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專業(yè)文學工作者的職責；對作品來說，鑒賞是最貼近它的一個實現形式，在作品研究序列中，鑒賞是最基礎性的，也是與作品的存在方式最具有同一性、對作品損傷最小的方式。所以，鑒賞既是對作品的闡釋，試圖將作品的蘊致發(fā)掘出來，但同時它又是一種創(chuàng)造，一次鑒賞就是作品的一次新的現實。對一部作品來說，它歡迎鑒賞，鑒賞越多，它的附加值就越高；對鑒賞者或文學研究者來說，鑒賞是他應具的能力、必備的素養(yǎng)與常用的手段。說句不好聽的話，有不少人是誤入文學研究領域的，別看他們縱論今古，動輒下筆千言，其實對文學，對文學作品，他們常常一點感覺也沒有，他們可以做成許多大論文，但卻不知道一部作品的好壞優(yōu)劣，更無法從審美的角度去細說它的精微。鑒賞是一種獨立與獨特的研究方式，也是一切文學研究的基礎，不會鑒賞、不善鑒賞，所論再高，也是沙上之塔。即以當代文學而言，不懂作品卻縱橫文壇的大有人在，依賴別人的發(fā)現、鑒賞與闡釋等既有成果大發(fā)宏論已經是普遍的現象，多少年來，提倡從文本出發(fā)總是形成不了風氣，重要的一點就是許多文學研究者與評論家缺乏起碼的鑒賞能力與鑒賞水平。正因如此，我十分贊賞張宗剛的鑒賞寫作。 

　　張宗剛的文學鑒賞最大的特點就是能從作品出發(fā)，貼著文本來寫，而不是從理念出發(fā)，用作品去印證某個現成的結論。比如在鑒賞畢飛宇的《玉米》三部曲中的人物形象玉米時，他抓住作品的重要情節(jié)與關鍵細節(jié)，將人物的性格準確地拎了出來：“身為長女，玉米有主見，定力強，極會察言觀色而不露聲色。父親的花心荒唐，母親的平庸無能，眾姐妹的良莠不齊，使她很快成為一家之主。玉米是正常的，健康的，又是畸型的，扭曲的。人精般的玉米，沉著，冷靜，工于心計，凡事處心積慮，一石數鳥，仿佛高明的棋手，每一步都藏著殺機蓄著后勢，其精明強干，殊不遜于大觀園中的王熙鳳?！彼麑τ谧骷业乃囆g經營可以算得上是心有靈犀，往往要言不煩，一語中的。在欣賞蘇童的《桂花連鎖集團》時他寫道：“小說采取擬人、戲仿、反諷等手法，窮形盡相地揭示出主人公的生活歷程和心理流程。蘇童憑了源自天生的細膩風懷，以感覺的變異，五官的相通，開啟神妙的思路，表述天方夜譚式的傳奇?！薄靶≌f行文俏皮，情節(jié)風起云涌，一波三折，蘇童驅動奇異的文字魔方，得心應手，左右逢源，時見神來之筆。……魔幻的味道，超現實的手法，一本正經的儼然，不動聲色的幽默，揭橥世相之荒誕，心靈之難通，一種蘇童式的慧黠沛然流溢?！边@些確實是對作品藝術風格與手法的指認，每一位將作品與鑒賞文字互讀的讀者對這樣的分析都會生出心有戚戚焉的感覺。由于有大量的閱讀與鑒賞實踐作為基礎，張宗剛的鑒賞也便顯得十分大膽，常常能身居要津，以四兩撥千斤的手段將作品置于自己鑒賞的藝術視野之中，從而達到對作品的整體把握。比如在鑒賞劉震云的《故鄉(xiāng)相處流傳》時，他就以文化作為切入點而達到對作品的審美解讀。《故鄉(xiāng)相處流傳》是一部長篇，體大而又復雜，但張宗剛這樣寫來就一目了然了：“劉震云的貌似向歷史遁逸，實則是為了更好地直面現實。他將歷史現實化，又將現實歷史化，于是歷史成為現實的投射，現實成為歷史的影子，二者互為鏡像，由此生發(fā)出奇妙的韻味。劉震云跋涉于中國文化這個巨大的怪圈中，認真探討了這塊土地上的歷史/文化/政治間的多邊關系，它們對人性的制約，以及其間的種雙向同構和交叉滲透。通過對傳統正史觀念的解構，劉震云揭示出歷史深處彌漫的沖天血腥和齷齪，從而將人道之矛指向了更為深遠的歷史之腹，這實為對歷史本真圖景的還原，小說文本因之獲得了一種內在超越品格?！苯又?，他從話語民間化、人物符碼化、反諷普遍化等方面將自己的判斷一一具體化，這篇鑒賞可以說是張宗剛大處著眼、小處落筆的一個典型。他還能從讀者考慮，總是在關鍵處亮出自己的判斷與結論，讓讀者對所推薦的作品能夠有所把握，而不是像一些評論家那樣，圍著作品繞圈子，云山霧罩，不知所云，此類文章哪怕看過幾遍，還是無法讓你知道論者的態(tài)度與作品優(yōu)劣。在鑒賞畢飛宇的《玉米》三部曲時，張宗剛一開始就寫道：“全書于工筆勾勒中，彰顯天馬行空的大氣魄。人物心理的陷與顯，人物行為的動與靜，人物語言的直與曲，人物線條的濃與淡，人物輪廓的粗與細，寫來皆恰到好處?！边@樣的提綱挈領，無論對于讀者把握作品，還是通過作品進一步了解畢飛宇小說的風格都是大有裨益的。作為一名專業(yè)的文學研究者與批評家，在進行文學鑒賞時不能滿足于從作品到作品，從文本出發(fā)不是說鑒賞就止于文本，他應該為讀者提供足夠而又經濟的鑒賞背景，以加深讀者對作品的認識、理解與欣賞。在鑒賞蘇童的《桂花連鎖集團》時，張宗剛是將它與《一九三四年的逃亡》《飛越我的楓楊樹故鄉(xiāng)》《逃》《狂奔》《乘滑輪車遠去》《米》《外鄉(xiāng)人父子》《桂花樹之歌》等一起討論的，并且又將其在縱向上與魯迅等作家，在橫向上與馬克?吐溫、馬爾克斯、?？思{等做了比較。這不但對蘇童小說的藝術源流作了耙梳，而且給了讀者一個鑒賞的坐標系；讀者不但可以給這部小說進行藝術定位，而且能循此進入對蘇童世界的進一步鑒賞。 

　　相比起早期的鑒賞文，張宗剛為評論界所注意是因為他的散文研究與散文評論。對散文，張宗剛的理想是，“散文不是刻意為之的產物，散文是散淡的、自然的、質樸的，是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的，當然也不妨是凌空蹈虛的，但一定是空而不空，虛而不虛。散文未必與宏大敘事有關，但必須與心靈有關，與靈魂有關，與精神有關?！嫒酥模缰樵跍Y；眾人之心，如泡在水’（蘇軾），這‘真人之心’與‘眾人之心’，正是高貴與平庸的分水嶺。如何處理好散文的現實關懷和終極追求、書齋化寫作和生命激情等范疇，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散文不應僅僅是文學的小園香徑，也可以是巍峨的崇樓宏廈。關注社會進程，強調良知道義，有益于散文精神的構建。高揚人文立場、秉持批判眼光的知識分子寫作，并非小說專有，也是散文領域一種常青不凋的開闊的創(chuàng)作手法。”我們知道，在眾多的文學體裁當中，散文是認識上比較有歧義的一種，但大體上講，自由應該是大家對散文性質較為一致的看法，魯迅就認為散文“是大可隨便的”，散文創(chuàng)作“與其防破綻，不如忘破綻”。郁達夫在散文上曾提出“心”“體”說，認為散文的“體”就是怎樣能夠把作者的“心盡情地表現出來的最適當的排列與方法”，認為散文創(chuàng)作只要“辭能達意，言之成文”就行了。而在散文創(chuàng)作上最謹嚴的朱自清也認為散文創(chuàng)作其實“沒有什么定見”，“只當時覺得著要怎樣寫，便怎樣寫了”。從這些方面看，張宗剛對散文的看法是繼承了“五四”新文學傳統中的散文觀的。當然，說散文是自由的，但對自由，各家又有各家的理解，比如林語堂提倡幽默閑適，魯迅卻倡導匕首與投槍，反對將散文變成“小擺設”。所謂“匕首”、“投槍”，就是抗爭和戰(zhàn)斗，“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而所謂“小擺設”，是“低訴和微吟，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的平滑”，是“撫慰和麻痹”。雖不能說張宗剛的散文觀來自魯迅，但他強調現實關懷與終極追求使他在骨子里更親近魯迅。在《神?鬼?人》一文中，張宗剛就曾這樣寫他眼里心中的魯迅：“魯迅化筆為旗，堅持為人生的寫作，那遠處的戰(zhàn)爭，無情的災荒，人心的病灶，人性的創(chuàng)傷，于他時時牽掛；其脈搏心跳，總與大眾相通。魯迅，他和他的作品如針刺，如牛虻，時時戳咬現實這頭遲笨的大牛，以激活麻木的神經，奔向民族的明天?！闭菑膶ι⑽牡倪@些認識出發(fā)，張宗剛就當前散文創(chuàng)作展開了多層次的批評，在這些批評中，既有對散文作品的精深的解讀，又有對散文家公允的論析，而對近年來散文的宏觀討論尤其成為張宗剛的用力所在。在《落葉滿街無人掃》中，他對2000年以來的散文作了掃描，在《散文的流弊》中，他又對新世紀五年來諸家散文進行了個案式的分析。對照他的散文理想，他對當前的散文創(chuàng)作是不滿意的，這是張宗剛筆下的新世紀散文圖景： 

　　今天的散文在創(chuàng)作觀念進化、技巧趨于精細的同時，也出現了精神的退步、良知的缺席、道義的匱乏，滿足于以綿軟的文字為時代按摩。重技巧輕思想、重手法輕精神、調情與撒嬌、幫忙與幫閑等癥候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已見嚴重，新千年以來尤為明顯。當小資情調、白領趣味、市儈嘴臉、庸俗精神充斥于文本，為文造情也便替代了為情著文，種種的濫情、煽情、閑情、矯情紛至沓來。與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一樣，當代散文出現了無視復雜的國情與現實、沉湎于用文字營造溫柔富貴鄉(xiāng)的情狀，呈現出以“假大空”模式為主導的鶯歌燕舞粉飾生活的創(chuàng)作傾向。作為一種有聲有色的軟性文體，興盛于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小女人散文迄今余風不息，再加上作為小女人散文變體的小男人散文的唱和不止，令讀者在一地雞毛中迷失。時下林林總總的報紙副刊大都辟有散文專版，但多是作為“眼睛的冰淇淋”、“心靈的沙發(fā)椅”來對待的，一意迎合大眾，而懶于思考生活叩問靈魂。在有意無意的倡導下，休閑類小品文蓬勃興盛，它們往往落腳于人的欲望宣泄和精神釋放，試圖融哲理、思辨、趣味于一體，但格調平庸，漠視現實，肆意張揚中產階級趣味和享樂觀念，更多的是出于市場需要的批量生產，而非真正用心靈開采生活。如是，當人們熱烈地呼喚和贊美散文的解放時，潘多拉的盒子同時也開啟了。表面熱鬧的散文在現實的多樣性和靈魂的復雜性面前趨于無力，日漸流露出消費化、快餐化、格式化的傾向和流水線寫作的特色。 

　　顯然，張宗剛對當前的散文創(chuàng)作是持相當的保留意見的。他對目前的散文從體式與作家等不同角度進行了評析：大散文，他認為這些年的大散文創(chuàng)作并不是從心靈、感悟和思想出發(fā)的，因而缺少力度、高度、深度與寬度，于是，所謂的大散文也只能是在比賽長度，成為流水線操作式的文字“馬拉松”；對近年的小說家客串散文，張宗剛就其長處作了肯定后接著也指出它所存在的兩大問題，一是漸漸顯示出利益驅動下商業(yè)化寫作的性質，使得小說家們的散文數量泛濫，質量滑坡，二是文體功能的錯位，在小說家的散文中，小說與散文經?；ゲ安荒芡浊械靥幚碚鎸嵟c虛構的關系”；張宗剛還對近年來流行的賦體散文提出了批評，認為它是“如同小孩子穿了大人衣服，撐不起來”，或陶醉，或炫耀，最終淪為游戲之作；而散文創(chuàng)作上出現的這些問題與散文批評的不作為有相當大的關系，目前除了極少數的研究尚有新意外，整個散文理論研究與批評可以說既缺乏整體的理論建構，又缺乏持平精當的微觀批評，在當今批評力量集中的高校，散文研究幾近空白，而不負責任的跟風式、追捧式的評論卻到處都是。在對當前散文創(chuàng)作諸家進行評論時，張宗剛顯示出了一個青年學人的勇氣，不管是大家名流還是青年才俊，他都細論疑義，指陳得失，雖然見仁見智，但許多地方我們一方面對張宗剛下刀之狠有些不能承受，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他的切中肯綮。如他說孫犁內心纖弱敏感，枯槁傷感，有一種世故心態(tài)；張中行由“瑣話”到“三話”，漸行漸弱，而且“總有一股割舍不斷的名士氣”；賈平凹難免拉雜瑣碎，并且時時彌漫著委瑣格調，不少作品是“才子氣、名士氣、小農氣的雜糅”；余秋雨也漸漸“沉溺于一己的才子情懷的書寫”，思想越來越貧弱，文化立場也越來越保守；而李國文的歷史文化散文隨筆則“往往喪失了寬厚與包容”；李存葆的大散文常?！安幻搨鹘y的騷人墨客之思，缺乏獨立的生命意識、生態(tài)意識和人類意識”；而張煒需要“解開他的農業(yè)文明情結和道德主義心結”；周國平則“因哲理的提煉不足而顯得矯情，流于瑣屑平庸的人生說教”；許多新銳散文雖有探索的旗號，卻存在故弄玄虛的傾向……新文學發(fā)生以來，散文取得了輝煌成就，當年魯迅就曾經說過：“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弊陨鲜兰o二三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后，九十年代至今，可以說是散文的又一個高潮，但是如果我們沒有清醒的意識，危機將會接踵而至。 

　　在張宗剛的散文批評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文章，我指的是《在神秘中迷失：當代散文與偽科學》《先在的優(yōu)越——當代散文與偽平民心態(tài)》《當代散文中的官本位意識》《散文中的腐敗與鬼魅》等篇什。這些文字實際上是將社會批評與文化批評引入散文研究。在諸種文體中，散文是與生活聯系最為緊密的一種，散文的文體不像其他文學文體那樣有明確的規(guī)定，但它有一個根本屬性，即非虛構或曰有限虛構，這就使作者與社會的精神面貌在散文中能得到直接的共時性的反映，使得散文成為時代與社會風尚和氣質的有力檢討，自然地，它也為行使社會批評與文化批評提供了可能性。在《在神秘中迷失：當代散文與偽科學》一文中，張宗剛從文本出發(fā)，對章詒和、余秋雨、楊瀾、趙忠祥、賈平凹、王英琦等人的作品作了實證性的分析，指出他們作品中存在著的違反科學常識、熱衷神秘主義的傾向，他們動輒渲染天人感應、前世今生、生死輪回，津津樂道于祭祀、占卜、祈禳、巫術、喪儀、夢幻、拆字、讖緯、扶乩，所有這些顯然有悖于新文學的啟蒙主義傳統，張宗剛對這些現象批評道：“耽于用文字營造精神鴉片，成為當下一些作家樂些不倦的游戲。面對不良的世風世相，他們非但未能提供與之對抗的價值體系，向著無知與偏見開炮，反而對偽科學和封建迷信情有獨鐘，開門揖盜，甘做其導航人與急先鋒。在一個人心浮躁物欲橫流的時代，不是致力于開啟民智，提舉人心，而是蒙蔽視聽，蠱惑人心，這樣的文字，不論外觀如何精美，終究都是金光閃閃的垃圾?！彼赋?，在一些作家身上存在著嚴重的等級意識和優(yōu)越感，反映于他們的創(chuàng)作中必然會導致“罔顧民生、漠視民瘼、自私自戀、自高自大”，而這種心態(tài)又往往是通過刻意降低姿態(tài)、塑造親民形象出現的，所以，張宗剛稱之為“偽平民心態(tài)”。張宗剛的《散文中的腐敗與鬼魅》是近期相當有影響的一篇散文評論，在這篇文章中，他以當代游記散文為切入點，從作品中敏銳地指陳出許多發(fā)人深思的敘述，為什么在記敘一次出行時一定要將陪同人員及他們的顯赫身份寫出來？為什么一定要將一路接送的軍地政要一一點出？為什么在摹畫明山秀水的同時要將車馬、宴請大肆鋪陳？一般的讀者可能對這些一掠而過，不作深思，但是張宗剛將這些“刺目的疤痕，文字的‘雞眼’，多余的駢拇枝指”剜了出來，并從中檢出了腐敗，檢出了官本位等腐朽意識，聯系到當今社會種種不正常的現象，張宗剛指出了生活與散文的一體化的關系，看到了社會的腐朽正在侵入我們的散文，我們的文學。本來，文學，以及作家應該是社會的良知，應該承擔起張揚正氣、批判丑惡的職責，現在卻成了腐敗的同謀，如此，怎能指望在現實之外擁有純潔的文化凈土與健康的散文生態(tài)？ 

　　從上述批評來看，這確實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散文批評或文學批評了，散文在這兒成了材料，通過對它的研究與批評，既有對散文寫作提出的己見，但是更大的目的卻在對社會的文化氛圍以及在這種氛圍下寫作的特殊人群的精神狀況的描述與分析。張宗剛的文化批評并不限于散文研究，許多文化與文學現象都進入他文化批評的視野，如王朔的“發(fā)飆”，洪峰的當街乞討，趙麗華、也夫的詩歌事件，韓寒與詩人的爭論，蘇菲舒的裸體誦詩等等，它們表面上看好像都與文學有關，但是仔細分析，它們并不是傳統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的對象，而更近于大眾文化或流行文化時代的事件或現象，這里沒有純文學意義上有價值的文本，從文本角度看，它們幾乎沒有研究的必要。因此，相應地，這樣的批評也有著與傳統不同的目的，如果說傳統文學研究是為了闡發(fā)作品的思想與藝術，那么，文化批評則更重視文本與文本之外的聯系，特別重視人的行為，努力闡發(fā)作為某種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文化行為與文化事件所具有的意義與價值，以及它們在共時性社會生活中的影響，并由此進入對當代社會的文化分析。比如王朔現象，除了他與商業(yè)、傳媒的合謀以瓜分市場回報之外，他的政治與文化訴求又在哪里？他的策略為什么在當前社會能有預期的反響？他與他辱罵的對象究竟是怎樣的一種關系？說到底，王朔以及王朔現象在當代的存在折射出了怎樣的文化鏡像？再如幾位詩人與詩歌事件，它們的意義也并不在于詩歌本身，它們是經不住諸如詩人何為、詩歌何為這樣的追問的，在這些事件中，詩歌實際上是不在場的，即使在場，也只是配角，是拐杖，是道具，事件的中心是人，是人的行為與表演，是這些所謂的詩人在傳媒社會的其他文化角色的互動。在這種互動中，詩歌因其經典的地位而與現場氣氛形成反差從而獲得了意外的戲劇性效果。當一個社會處在急功近利狀態(tài)的時候，當一個社會因急劇的變化失去了原先的文化秩序的時候，當一個社會的分配無法維持公平的時候，當一個社會視傳統如鴻毛的時候，當一個社會已經將博弈納入機會成本的時候……什么怪誕事件的發(fā)生都將變得可以理解。張宗剛的文化批評最終的目的就是對這些問題的追問。 

　　我對張宗剛批評的這些述而不作的介紹是簡單的，但已足可見出他的努力與不俗的業(yè)績。張宗剛的批評之路還不長，肯定需要更多的修養(yǎng)與歷練，不過，現在已經不是一個適宜批評家生長的時代，他將如何面對與選擇？ 

　　這是一個問題。 

　?。ㄗ髡呦到K省作協創(chuàng)作室副主任，評論家） 

　　——原載《南方文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