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走了！”5月13日晨7時半左右，當我在東大體育場健身時，突然接到學兄蘇君和文友龐公的電話，告知我這一消息，并讓我向南大的丁帆教授征詢董健先生追悼會事宜安排時，我頓時幾乎被這一消息驚呆了。稍后，我?guī)缀跤悬c懷疑這一消息的真實性。
是的，自打二三月前后，我和蘇君、文友昌華，跟董健聚會喝茶吃飯聊天之后，原準備這月中旬，四人再次聚會聊天的，誰料想，董兄竟驟然離世，駕鶴西去，不告而別了！
論說起來，董健真可謂是我的學兄了。在我的印象中，1959年我考入南大中文系不久，即知道，董已是中文系二三年級學生了，1964年，我大學畢業(yè)時，董已師從陳中凡先生讀研究生，快要畢業(yè)了。而引人注目的是，那個時代能夠獲得研究生學歷的人才，委實是頗為珍貴稀少的。而董健就在讀研期間，就寫了不少現當代文學評論，顯示了他較為深厚的學術功底，和突出的文學才華。
正是憑借這些學術功底和才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董健遂撰寫了有相當影響的重要著作，陸續(xù)出版了由他主持編就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及《陳白塵創(chuàng)作歷程論》、《中國現代戲曲史稿》和《田漢傳》等等專著。從而初步奠定了他在文藝學術界的地位。
上世紀60年代前后，我與董健曾在同校同系讀書，70年代后期我倆也可說曾是同行，可當時并無多少個人接觸；直到80年代初，我調任《鐘山》雜志工作，作為文學編輯，我終于有多種機會接觸這位學兄和校友了。上世紀90年代，他出版60多萬字的《田漢傳》和主持編寫《中國當代文學史》兩本力作時，他都曾題名贈書與我。
董兄遽爾離世之際，我禁不住從書架上找出他贈我的那本厚厚的《田漢傳》，并隨手翻閱起來。翻開扉頁，便立即見到董兄龍飛鳳舞的題辭：徐兆淮同志雅正。題名之后，并注明1997、6。這本現代作家傳記精裝本級別與規(guī)格，及出版后的影響，足以顯示出董健在文學與學術界的地位。我當珍藏并永遠保存下去。
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前，董健只是我所羨慕的學有所成的學兄，那么，80年代初，自我參與編輯工作，尤其是參與主持《鐘山》雜志業(yè)務工作之后，董健便逐漸升格為《鐘山》雜志的重點作者了。據我粗略記憶所及，從1985年1期起，到2004年我退休止，董健曾先后為《鐘山》寫了四篇評論與隨筆。參與過多次《鐘山》所組織的學術活動。為此，我也曾多次到南大宿舍樓去看望拜訪，請教過董健學兄。顯然，此一時的董健，已成為《鐘山》和我所十分倚重、尊敬的作家和學者了。
1985年《鐘山》刊發(fā)的中篇小說《桑樹坪紀事》（朱曉平）獲獎前后，正是董健刊發(fā)了對小說的重點評介文章。2000年前后，當我籌辦“雜文作坊”等隨筆專欄時，又是董健為《鐘山》寫了《告別“花瓶”情結》和《“玩屋”喪志》兩篇隨筆。緊接著在2004年4期又刊發(fā)了《春末隨筆》，顯示了董健決非書生氣十足的的學者，而是十分關注社會時尚和百姓情緒的作家。
這時的董健，已不只是學術成就十分突出的戲劇學家和文學史家，是資深學者和教授，而且也是一位具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作家了。他對社會現象的關注，對時代精神的重視，委實已超出了一般文人學子的興致所在。
作為《鐘山》的老編輯，我自然十分感謝董健對刊物的支持，對我的幫助。作為文友，尤其是當我倆都已年老退休之后，我倆之間從昔日的校友學兄到支持我所編刊物的學者作家，最終再到老來相聚喝茶聊天的知己文友，我倆的關系，便進入了隨意交談，不用設防的知心好友了。
幾年來，按照約定，我們四五位知己文友，每隔兩月左右，相聚一次，喝茶聊天，天南海北地閑聊二三小時。氣氛和諧輕松，話題廣泛開闊。往往在輕松和諧的氛圍中，不知不覺地就度過了愉悅閑暇時光。交談中，董健雖不能算是控制話題的主角，但他言語中的信息量和思想深度，往往是最為令我信服的。
我們談作家談文學，談創(chuàng)作談評論，也談校園文化、社會現狀，當然偶爾間也不時涉及反貪防腐和網絡新聞。閑聊敘談中，尤見董兄的學識過人，憂國憂民，愛國心之重。在歷次聚會閑談中，我與昌華坐在沙發(fā)上，蘇君耳背，董兄眼力不濟，坐在鄰近的座椅上，往往董兄話語并不算多，發(fā)聲也不高，語速也不算快，但往往顯示出長期從事教學的董教授的心智口才，尤令我心悅誠服。于是，靠近茶幾水瓶的我，便往往主動為之添水倒茶，略盡微薄之力。我愿聽董兄蘇君兩位學兄的高見和指教。
作為從業(yè)三十年的老編輯，編余我也堅持業(yè)余創(chuàng)作，曾先后撰寫評論、散文隨筆百萬多字，三年前出版《編余瑣憶》時曾請丁帆君為我寫過一篇序言，眼下我正在編輯另一本《編余隨想錄》，于是在一次“四人聚”之后，我遂請求董健為我的這本書寫篇序言。當時董健年過耄耋，眼力不濟，已很少閱讀寫作了，但他還是爽快地應允為我寫序，并讓我將部分書稿交給他看看。大約一星期后，他便將戴著放大鏡閱讀稿件，而后寫在一本筆記簿上的序言交我發(fā)排。
爾后，我便將董兄這篇序言，連同丁帆前幾年所寫序言，和我的三篇隨筆，一同刊發(fā)在一本內部刊物之上。我時常將這本刊物贈我的老同學和文友們。我十分感謝董健學兄為我所寫的這篇難能可貴的序言。我估摸、很可能這就是他最后一篇文稿了。
如今，我的學兄與文友，南大的資深教授和副校長，曾為《鐘山》作過奉獻的作家朋友董健遽爾離世了，悲痛之余，我不由地翻閱他贈送我的那本筆記薄，只見在題為《知識分子要活得真實活得明白》（序徐兆淮《編余隨想錄》）開首所言：“我已久不為他人寫序了。一因眼疾，讀書寫字都很困難，二因反思自己的一生，越來越覺得不滿意，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實在是很羞愧的，再也不敢說東道西了。”
我以為，這委實可說是一篇有良知的人文學者之文，是一位有愛國心的人文知識分子的心聲，更是一位有勇氣敢于直言敢講真話的作家的肺腑之言。
董健駕鶴西去了，我以為，比他的學術奉獻更為值得我等知識分子尊崇和紀念的，正是他反省自己反思歷史的勇氣和見識。是的，我輩知識分子理當像董健那樣，永遠銘記大學者陳寅恪的那句名言：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要讀周有光、資中筠這樣的人的文章。”
